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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导正:“两头真”的春秋

www.cr-citynews.com】 【时间:2011-11-10】 【来源: 阳光新闻网 】【记者  卫毅
     
 
 


  “两头真”的春秋


  他们这批人,满腔热血地参加一个事业,经历了太多的事情,最后回过头来看,这辈子都干了什么?当把一切都看明白之后,人也老了,想认真地把错误的东西纠正过来也来不及了,只能尽量张大嗓门,大声地说几句话,希望能让更多的人知道什么才是正确的方向


  《炎黄春秋》杂志社位于北京月坛南街一家饭店后边,隐没在几幢老房子之中。杂志社新租下来的这几间屋子在一楼,光线不是很好,编辑部的走道两旁,层层叠叠堆着杂志。星期三早上是编辑部会议时间,大家挤在最里头的房间里,讨论新一期杂志。
  当杜导正出现在编辑部时,大家都很高兴。这位88岁的社长自从去年生病住院之后,就很少参加例会。他戴着凉帽、茶色眼镜,穿白色的确良短袖衬衫,像在家里的客厅一样,脱了皮鞋,露出蓝灰色的袜子,盘腿坐到沙发上。
  讨论的话题并不轻松。那几天的新闻热点是“7•23”甬温线动车事故。总编辑吴思在会议上掏出手机,念了一位前中央高层领导发来的短信,大概意思是:高铁计划要认真反思。
  《炎黄春秋》是一本历史杂志,很难介入新闻事件,他们努力地展开讨论,以求通过历史来探讨现实。或者说,现实本身就是历史循环往复的一个瞬间。作家李承鹏评论此次动车事故时,略带戏谑地写道:“中国的铁路,从一百年辛亥的那一根,到成昆线到动车直到京沪高铁,从来就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只是以前事关龙体,现在事关国体。”
  之后,一部好莱坞电影《源代码》在中国上映:一位临危受命的士兵,通过时间机器一次次回到过去,试图拯救一辆毁灭的火车——当整个社会如同一辆充满隐患的火车高速行驶时,无人能够回到过去重新来过,“他们只是希望用自己全部的经验、教训,还有智慧,高喊一声。”吴思所说的“他们”,指的是围绕在《炎黄春秋》周围那批思想观念相似的人。杜导正把包括自己在内的这批人定义为“体制内的改良主义者”,他们希望中国完成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全面的改革”。
  在编辑部会议上,杜导正建议,把老同志给杂志创刊20周年的题词刊登到杂志封三上。比如,前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启立的题词是:“以史为鉴”;前中组部副部长李锐的题词是:“产生宪法百余年,宪政施行蜀道难。几大自由言论首,炎黄努力换新天”。在杂志创刊10周年时,题词的还有习仲勋、张爱萍、萧克这样级别的领导人,如今他们都不在了。
  7月18日,在《炎黄春秋》创刊2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嘉宾云集。杜导正第一个上台发言,发言之前,他提议为萧克这些去世的老人们默哀一分钟。他说:“在萧克将军让我筹建杂志的时候,我们有过多次谈话。我们有许多共同的看法:第一,尽管改革开放已经十多年了,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与现实不再像毛泽东晚年时那样治罪了,但总的说来,实事求是还有重重困难,我们杂志担负着推动实事求是风气形成的历史责任。第二,对于改革开放,从1989年至1991年,有一种否定的声音,关于改革的争论也很多。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不动摇,应该成为捍卫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阵地。”
  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他们的意见,尤其是左派人士。《炎黄春秋》被认为是自由派的言论阵地、“右”的代表。对于“右”的帽子,副主编徐庆全的观点是:“看问题的时候,别先划定左右。利害之心高于是非之心是一种做法,是非之心高于利害之心是另一种做法。我们应该多些是非之心,只要看到他做出的东西是什么就行了。我脑子里从来没有一个左右的弦,我更关注谁说的是不是真话,讲的每一件史实能不能站住脚。如果别人认为实事求是就是‘右’的话,那么好,那就‘右’呗,那就说明‘左’的就不是实事求是嘛。”
  在筹备20周年大会时,杜导正跟吴思建议,可以把左派的代表,比如“乌有之乡”的活跃分子也请来发言。“我们的一个口号是‘大团结’,左中右都来嘛,大家平心静气地讨论,应该学习鲁迅和胡适,人家是两派主张,但私人感情很好。政治主张不同就变成敌人,这不好。”
  这个建议被拿到编辑部会议上讨论,最终没有通过,因为担心极左人士的一些人身攻击式的激烈言论很难被接受。“毕竟这是一个庆典,而不是讨论会。”
  这一年,国家有很多庆典。中国共产党迎来了90岁生日;辛亥革命100年;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在清华的宣传海报上,现任政治局常委的清华校友被放到最显著的位置。校庆之前,清华新闻学院学生蒋方舟写了一封给学校的信,这位出生于1989年的年轻作家对自己的校园生活感到失望:“我的同学们不是不关心,而是自动维护着政府——仿佛维护着自己将要继承的遗产。清华人是可爱的,愤青少,领导多,内心大概还是有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悲壮,表现出来却是高屋建瓴,虚头八脑的老干部模样。”
  杜导正的一个90后外孙女也是清华大学的在读学生。她为人低调,并不希望别人知道自己成长于高干家庭。在大学里,思想政治课是必修课,一位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清华老师在课堂上推荐学生们看一些网站。“列的第一个网站就是乌有之乡。”此前,小姑娘并不知道这个网站,等她打开网页时,发现“一堆人在骂我爷爷”。被骂的,还有他姥爷的一些朋友。
  “我们学校有的学生还挺‘左’的,老师说什么他们就觉得是什么,他们从思想上就认为中国现在挺好。”学理工科的外孙女并不认同同学对中国现状的看法,但她对政治也不感兴趣。她所身处的当代中国和他的姥爷年轻时面对的革命中国,已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
  娃娃党
  吴思第一次知道“杜导正”这个名字是在1985年,他作为《农民日报》的记者,在雁北地区采访了四十多天,看了许多地方志。这些地方志上有写到抗战期间杜导正在此地的活动,大抵是一些英勇奋斗的故事。“我就想象他跟双枪李向阳似的,带着人马纵横驰骋。后来认识他之后,他也老跟我们讲过去的事情,但讲的不是英雄业绩,而是讲他犯的错误。”
  杜导正是中共最年轻的党员之一,加入中国共产党时才14岁。他出生在山西省定襄县,初一时就参加了“脱离生产抗日武装自卫队”,一条枪、一把刺刀、4个手榴弹是他的装备。
  他的父亲杜希贤也是其中一员。杜希贤所在的村庄叫蒋村,他是该村第一文明学校的校长。这个学校的第一班有60个学生,其中一个叫薄书存,后来改名为薄一波,再后来,他成了中国的副总理。“这是薄一波告诉我的,我原来都不知道。”“文革”结束后,杜导正从广州回到北京,担任新华社国内部主任。刚从监狱出来的薄一波叫杜导正去谈话,对他说:我那几个方块字是你父亲教的。
  杜导正盘着腿,坐在沙发上回忆这段往事时,中国各地正掀起唱红歌热潮,其中最热的是重庆市。这座城市电视台的卫星频道已经决定不再播放商业广告,把更多时间用来播放“红色节目”,包括各个单位组织的红歌比赛录像。
  重庆现任市委书记薄熙来是薄一波的儿子、“唱红”的倡导者。对于“唱红”,杜导正的意见是“一分为二”——这个方法论被认为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之一——“这些歌有些是好歌,抒情的歌也不少。有些老同志,他就熟悉这玩意儿,在公园里唱一唱,我看可以。但是呢,绝不可把唱红歌引向搞政治运动上去。”
  自有“红歌”以来,其与政治运动总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年杜导正认识自己的妻子,也是因为一首“红歌”。那时他刚入党,在一个村庄边上,看到回乡的太原女子中学三年级学生续志先当众唱了一曲《放下你的鞭子》。14岁的杜导正被这个聪明、漂亮又会唱歌的女孩子吸引住了。两个月后的一次旅程,他发现自己与这个女孩竟然坐在同一辆骡子大车上,“心像触电一样狂跳不止,觉得那女孩美得像天仙一样,以至于不敢正视。”
  杜导正原本叫杜毓芷,在1938年的党员培训班行将结束时,所有毕业学员都需要给自己改一个足够“革命”的名字。几位学员在讨论姓名时,一位给自己取了个名字叫“导正”:指导政治的意思;另一位学员则认为此名字不好,太硬,于是弃之不用。一旁的他听到这个名字,觉着不错,便偷了过去,从此成了“杜导正”。
  毕业之后,杜导正被分配为县青年抗日救国会主任。当时他的年龄实在太小,大家晚间聊天时,“县妇女抗日救国会主任就说,小杜,你别走了,和我一块睡吧。他们就是把我当小孩。”杜导正没把自己看成小孩。抗日战争一周年开大会,他在五千多人面前发表演说,头头是道。“我觉得自己不是15岁,而是二三十岁的成年人。”
  杜导正认为中共领导的革命能取得成功,主要靠两条。一条是反帝、民族独立;另一条是解决老百姓的温饱问题。这是时代的动力,也是杜导正生活的动力。往上数三代,杜导正的曾祖父是富裕农民,靠囤积买卖粮食成了地主,有超过100亩地的家业。他父亲能够接受不错的教育,也因为这殷实的家底。父亲抽鸦片,做生意失败,到他这一代,已经破落。然而,破落的贫农身份为他的将来赢得了机会。
  “根正苗红”的他在政治上受到信任,获得了快速提拔。“那时候不是越穷越好嘛,搞运动不整你。”杜导正的妻子没有得到这样的机会,因为她被认定为大地主大官僚的后代——续志先的三姐,是阎锡山的堂弟媳妇。一个后来的例子可以说明夫妻俩遭遇的反差。1956年,续志先刚到广东时,就已经是科长了,直到1978年,仍然是科长。因为出身,她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没有获得提拔。
  在抗日战争中,杜导正的父亲杜希贤给八路军送情报,遭人告发。被日本人逮捕后,他无法忍受残酷的审讯,用一根黑色的裤带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1937年,整个中国就要灭亡了。国难当头,国民党那时还是顺应民意的,各地的军阀军队和共产党的军队都团结起来了,全国真正是一条战线。共产党的宣传很厉害,在我们根据地的印象里,我们功劳最大。国民党也有功劳,但是很小很小。”
  在杜导正的记忆里,一直到他1977年调回北京,才在《人民日报》看到一条关于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报道:九江到南昌路上,国民党军队将日本4个联队全部消灭了。
  记者生涯
  抗战期间,《晋察冀日报》一位记者到山西繁峙县采访,认识了杜导正,让他给报纸写稿。这是杜导正记者生涯的开端。
  不久后,他被调到《晋察冀日报》,成了一名编辑。在这里,他知道了“5个W”、陆定一关于新闻的经典定义——“新闻就是对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但这些在他眼里只是最基本的理论,他当时所认同的新闻记者的思想境界是:服从党的政治目标,做党的驯服工具。更为直接的影响是,他结识了《晋察冀日报》的总编辑邓拓。邓关于典型性人物事件报道的经验,甚至影响了多年以后杜在“真理标准讨论”、“包产到户”、蒋筑英、张华、华山抢险等报道上的思路。
  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后,邓拓带着杜导正等几个记者到前线采访。这像是杜导正人生的缩影。他的出身,他对某种信念的追随,他所遇到的“贵人”,不断地在为他以后的事业推波助澜。他热情地投入这“伟大的战争”中,毫不怀疑地认为,中国共产党就是这个国家的希望。
  杜导正一路顺风顺水。1949年底,他成为新华社华北军区分社副社长。1952年,他成为新华社河北分社社长。1954年,他到马列学院(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前身)学习后,随即被派往广州,到新华社广东分社任社长。
  2001年,新华社广东分社为本社撰写历史,杜导正作为曾经的社长,被邀请撰稿。但他所写的书信最终没有被收录。他写的是反思,而不是“辉煌的记忆”。在这封信的结尾他写道:“我主政广东分社近20年,悲哀多于欢乐。事实如此,遗憾无用,老老实实总结才是正途。”
  20年最好的时光,用“悲哀多于欢乐”来概括,杜导正感到“语多无奈”:“我也是整过人的人,整人也是很狠的。”1957年“反右派”,1958年“大跃进”,1966年“文革”……在这些连绵不断的运动中,他绝大多数时候都是毛路线的坚定追随者。
  1957年夏天,作为共产党党外人士,广东的老同盟会员罗翼群去粤东考察时,看到农民的境况,对政策进行了措辞严厉的批评。杜导正带着记者陈培一路跟随,罗每发表言论,杜和陈就写文章批判他。这些文章刊登在《南方日报》上,“连篇累牍,有三四个版”。罗被押回广州时,怕被沿途批斗他的人打,毫无尊严地躲到了汽车后排的麻袋包下。杜用挖苦的笔调写了一篇调侃罗的文章,就叫《麻袋包下》。罗也被划为极右分子。
  在1958年搞“三面红旗”(“三面红旗”指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杜导正写了一篇称赞公社食堂的《三餐干饭不要钱》。他去肇庆看大炼钢铁,对那些土高炉炼出的铁疙瘩进行了热情洋溢的歌颂。
  到了1959年初,夸饰的新闻报道已经敌不过形势的紧迫。在“人民公社就是好”的欢呼声中,一百多万人的广州市只剩下7天的口粮。陶铸下了紧急命令,动用战备粮。然而此时,有人却怀疑,是不是农民把粮食藏起来了。东莞等地开展了反瞒产运动,说从哪个草垛下又搜出多少粮食。杜导正为此写了新闻报道:反瞒产成功。“后来才知道,那些搜出来的粮食是事先放在那里的。”
  如今担任《炎黄春秋》副社长的新华社记者杨继绳,其父亲在1959年死于饥饿。多年后,他写了一本书——《墓碑》,“一是为在1959年饿死的父亲立墓碑;二是为3600万饿死的中国人立墓碑;三是为造成大饥荒的制度立墓碑。”在当时,年少的杨继绳并没有这样的认识。“父亲饿死,我很悲痛,但没有丝毫埋怨政府,不认为这和政府有什么关系。我对当时宣传的‘大跃进’的成就、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依旧深信不疑。我不知道更远的地方发生的事情,以为家乡发生的事是个别现象,以为父亲的死只是我一个家庭的不幸,想到伟大的共产主义即将到来,家庭的这点不幸算什么?党教导我遇事要牺牲‘小我’,维护‘大我’,我绝对听党的话。”
  共产主义并没到来,来的是大规模的饥荒和死亡。1959年的3月底,杜导正陪同《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揖去海南岛采访时发现,商店里的货架空空荡荡,村子里的农民多有浮肿病。从海南回来后,杜导正给新华社副社长缪海稜写信,报告了农村的真实情况。他着急地向上级发出警告:“粮食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是个政治问题,是政权能否维持下去的问题。”
  国外媒体开始零星有了关于中国闹饥荒的报道,中国政府义正辞严地将这些报道斥为“恶毒攻击”、“造谣诬陷”。为了维护国家形象,中国政府邀请外国记者来华采访,精心安排了采访地点和对象。英国记者格林在那本描述中国的《无知的帷幕》中说,1960年,他走遍严格实施粮食配给的中国,却没看见大量挨饿的人群。“这些外宾的文章又被新华社翻译过来,成为‘出口转内销’的产品,在《参考消息》上发表,作为统一思想、压制国内不同看法的工具。”杨继绳对这样的宣传套路并不陌生。
  1959年8月,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召开,彭德怀因为批评毛泽东的路线遭到批判。两个月后,因为那封上书直言的信,杜导正被批判,被称作“广东的小彭德怀”。他被批判的主要是3条:怀疑1958年的“三面红旗”;把大好形势看成大坏形势;把自己打扮成普救天下的英雄,似乎党和毛主席都不关心农民,就你杜导正关心。
  1960年,杜导正被定为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另行分配工作。让他感到有些难过的是,这个决定是经过陶铸批准的。陶铸通过身边的人给杜导正带了话:“相信老杜在新岗位上能工作好。”
  杜导正的新岗位是暨南大学,负责筹办新闻专业——这个专业后来成为暨大的招牌专业。1962年2月,中央七千人大会以后杜导正才得到平反,重新成为广东分社社长。经过这次“挫折”,杜导正认为自己的“独立思考多了,盲从性少了”。他赞成邓小平、陈云、邓子恢的主张,同意采用灵活的方式,借地给农民,实行包产到户或单干。这样的路线在当时不是主流,“大寨之路”才是各地模仿的对象。
  在学大寨运动中,年轻的极左知青吴思在北京郊区插队,作为大队副书记,他的热情极高。“我就像工头、奴隶主似的逼着大家干活,并且还像个悲剧演员似的,不怕苦不怕累,起模范带头作用,但是最终我失败了,我怎么也调动不起大家的积极性。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失败?”他后来写了一本关于大寨领头人陈永贵的书。对于当年的遭遇,他现在看得很明白:“当你和强大的人性对抗的时候,失败就很好解释。”
  “人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不受中国人重视的词汇,毛主席和“党性”才是最高标准。1966年初,陶铸将中南局机关报《羊城晚报》的领导班子进行了改组,不久之后,杜导正成为了该报的总编辑。在主持《羊晚》期间,为紧跟形势,杜导正组织了对秦牧、欧阳山、王匡等人的批判。不过,“文革”的形势难以预料,在批判别人的同时,他也感到了自己的危险境地。他把希望寄托在陶铸身上——陶铸此时已经被调到中央工作,成为“第四把手”,“又是上天安门,又是接见红卫兵,似乎可以作为一把保护伞。”——但瞬息之间,不愿紧跟“文革”路线的陶铸也被打倒,不久便悲惨死去。
  杜导正开始被批斗、挂黑牌、关牛棚,遭受辱骂和殴打。他算了算,他经受过的正式批斗会有54次。经过这些批斗,他对“继续革命”这些新玩意儿开始接受:他揭发批判自己的“罪行”,还揭发陶铸等人的“罪行”。有了这些“觉悟”和“悔过表现”,加上他的“贫农出身”和“娃娃党”,他获得了“解放”。
  林彪外逃的“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杜导正被调到《南方日报》社,任副总编辑。1972年,李先念在工业领域中纠正极左的倾向,杜导正在《南方日报》上写文章支持他,再次遭到批判。有人说,为什么老杜你总是对反左感兴趣?“说实话,我当时还没有那么高的觉悟,不是自觉地反左,不过是看不惯太离谱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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