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人因为拥有强大的财力和社会资源，可给村庄提供更多公共品，但依靠这种资源运作公共项目的同时也提高了其他人参政的门槛。

　　1990年代初期以来，随着民营经济在沿海发达地区的勃兴，先富能人当选村组干部成为常见现象。一些先富起来的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积极参加竞选，他们以较强的致富能力影响选民的投票，甚至以承诺、捐赠、买票等方式获得多数选票而当选村干部。进入21世纪以来, 富人参政的迹象更加明显，其中最典型的当属浙江地区，笔者2010年在浙东地区A镇调研时发现，该镇70%的村支书和村主任由先富能人担任。

　　增强村庄公共品供给

　　富人治村得以可能并成为一种趋势主要有两大原因。

　　一是乡村社会结构发生改变，农村经济分化逐步拉大。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化的推进，农民因为职业和机遇的不同，在家庭收入上呈现出较大差异，尤其是沿海发达地区，个体、私营经济比较发达，少数人通过做生意、开厂等脱离农业，率先成为村庄富人，由此产生了明显的经济分层。以笔者调研的F村为例，村庄中一些民营企业主、园林绿化工程承包商，资产在数百万至千万之间，年收入20万以上，构成了村庄中的精英阶层，占总户数的7.5%；中间层以花木收购及中介为主，兼营苗木种植，资产在百万元左右，年收入10万—20万，占总户数的16.5%；普通层以种植苗木为主，兼以打工，年收入3万—5万，一年收支基本平衡，占总户数的70.5%；贫困层户数不多，包括残疾人、低保户及劳改释放回村的青年，占5.5%。F村的书记和主任都拥有自己的公司和房产，资产上千万，两委会成员基本收入也都在中等偏上。可见，村庄的经济分化构成了村庄政治分化的社会基础。

　　二是国家治理转型下，对于基层治理，从政治取向转为强调经济发展，为富人治村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税费改革以后，村庄的治理资源大为弱化，公共品供给出现困境，富人治村为村民带来的公共品福利在这一特定时期意义凸显。政府近年来一直大力倡导基层领导人的“双带”理念，即带头致富和带领致富，许多地方政府在选举中动员先富群体参加选举。浙东地区的A镇党委书记告诉我们：“每年选举的时候，他们都会多次邀请和动员那些经济实力较强的老板回村担任干部，期待富人带动村庄的发展。”基层组织如此定位成为富人治村的又一社会基础。

　　富人治理村庄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以私济公。F村的书记和主任自上任以来，没领过一分工资，私车公用也从未报销过，就连平时跑项目的公关费用也是自己掏腰包，个人还捐赠了十多万用于村庄的公共品建设。这为他们树立了较高的道德威望。第二，专断决策，作风强硬。富人由于拥有非凡的经历，往往个人意志较强，在遇到阻力之时也往往有更大能量强力执行。F村的党员兼村民代表周某告诉我们，“党员会议、村民代表大会上，反对意见从来都很少，即便个别人有不同意见，书记就会一脸的不高兴，并找他谈话。这样下来，得罪了书记还没有效果，大家也就更加沉默了。”第三，经营村庄效益至上。在村中，从政的富人往往用经营企业的理念经营村庄。F村自2008年起陆续推行小产权房建设，目的在于利用靠近市区的地理优势获得丰厚的收益，一套30万元建设成本的房子可以卖到百余万，但风险很大，一旦被国家查处，投资资金将全部被冻结，村庄将陷入困难。

　　提高参政门槛

　　富人因为拥有强大的财力和社会资源，可为村庄提供更多公共品，但依靠这种资源运作公共项目的同时也提高了其他人参政的门槛。更为重要的是，富人治村的产生方式以及治理手段将会产生重大社会影响。首先，以私济公虽然树立起富人的个人权威，但为村庄的政治参与设置了一道高门槛，没有产业、没有钱，基本也就没有资格、当上村干部，穷人被排斥于权力之外。这样，经济分化转向政治分化，村民自治选举也就成为了富人的专利。其次，专断强硬的治理方式和作风导致村庄公共性的消弭。富人因为具有资源和较强的意志更容易推动决策的执行与实现，穷人的意见往往很难进入富人的视野，底层群体的声音无法得到相应的表达，而普通层的村民是村庄中的绝大多数，他们才是村庄主体。如此，村庄的公共性也在消弭。再者，富人治村追求经济效益的治理逻辑与普通农民讲求稳定的逻辑容易产生冲突。身为老板的富人往往更多从经济效益出发，而忽略了其他方面。经营企业与治理村庄不同，企业的风险可由个人承担，而富人对村庄决策的风险往往转嫁到老百姓身上。

　　在经济分化背景下，当经济实力生产出村干部“道德标榜”时，普通阶层的村民参政可能性也就消失了。富人治村不但不能推动民主发展，反而会导致基层民主走向萎缩。富人治村还可能会将分化的社会结构进一步固化，为社会平等与民主留下诸多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