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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培俊:“以罚代管”凸显行政执法无能

 

www.cr-citynews.com】 【时间:2013-01-18 03:15】 【来源:中国新闻网】 【特邀评论 梁培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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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是纯粹理性的,人却充满着感性,对感性的人,最好的办法是不使用惩罚,也能减少和杜绝坏习惯。”前些日子,据《天府早报》报道:《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办法》将修改。其中修改草案新增规定,驾驶人行驶时利用手持电话上网、查看与发送短信,将被处50元以上100元以下罚款。
  实习驾驶违反规定的,罚!故意遮挡、污损机动车号牌的,罚!乘车不系安全带的,罚!……就连用手持电话上网、查看与发送短信的,也要罚!总之,《实施办法》从通篇贯穿着“罚款”二字。还真把交通违规当成一条“钱景”广阔的财路了,大有将罚款进行到底的架势。
  没人味的罚款罚不出文明。交通规则,规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今则成了赤裸裸的人、钱较量,似乎钱已经成了唯一的联系纽带。但凡违规,似乎只有一条路可走:掏钱放人。执法变成了“执罚”,执法者变成了一台冰冷的机器,只管伸手,连最基本的解释交流都不需要了。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演绎成如此简单的二元对立,是多么令人恐怖的图景。
  靠罚款罚不出文明素质。“小恶”不惩容易铸成大恶不假,但惩罚手段何以局限于罚款?比如强制学习、感化教育,再严重点,可以抄告单位等,这也是惩罚,而且更近于惩罚的目的,也更能让人长记性,为何不用?不遵守交通规则等社会不文明乱象着实令人头疼。乱象当用重典,但罚要罚得适量适度,罚要罚得让人心服口服。罚款,哪怕是象征性的一点,也会让一部分人肉疼到“跪求免罚”。淡然,也肯定有一部分人“没一丝感觉”,甚至变态到缴双倍罚款“让我再发一次”。最难堪的是,肉疼者不见得能在思想引起震动,更别说“没感觉”的,那么,作为文明根本的守法意识、道德水平如何形成和提升?而且,将“典”理解成罚款,或一时有效,却并不能保证久远。一旦取消,必然反弹,乃至变本加厉。这显然违背了惩罚纠偏的初衷。
  这些年,“处罚依赖症”和“刑罚崇拜论”没少被批判。最近,记者了解到,深圳市召开《深圳经济特区市民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立法论证会。这部有可能成为全国首部市民行为规范法规的条例,拟对一些不文明的行为加大处罚力度。比如,两年内5次因不文明行为被处罚者加罚1000元,两年之内有10次不文明违法纪录者将被记入征信体系。条例拟规定的最重处罚额度是50万元,针对的是损坏古树名木。但引发争议最大的,却是针对一些更为常见的不文明行为的处罚,比如随地吐痰、在公共场所吸烟等等。有人就批评:“法律是纯粹理性的,人却充满着感性,对感性的人,最好的办法是不使用惩罚,也能减少和杜绝坏习惯。”
  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更是常辩常新的公共议题。遗憾的是,日益多元化的社会总难以在争论之后达成多数共识。在公开的舆论平台上,我们看到的,更多是针锋相对、互不相让。一方举例说,你看新加坡,严刑峻法不就带来了城市文明吗?另一方则迅速反击,这种严刑峻法虽有奇效却也饱受争议。中国不是新加坡,生搬硬套只会弄巧成拙。
  没人要生搬硬套新加坡的严刑峻法,但对类似公共场所吸烟等不文明行为进行处罚,却是世界上多数国家的通行做法,而非新加坡的“专利”。我们应承认,并不是所有的不文明行为,都应该入法,且都必须使用行政处罚的方式来促进市民的认同。但就中国的情况而言,我们的确有太多的不文明,被遗忘在法律法规之外;也有太多的不文明其实早已“入法”,却因执法的软弱无力,而事实上处于“有法等于无法”的状态。
  比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虽无全国性的法律出台,但交通部、卫生部等部委均在各自的职能范围内,颁布了相关的部门规章。这些仍在生效的规章,是适用于全国的。但我们似乎并未看到确保这一禁令得到有效遵循的执法行动。媒体每每组织对这一话题的讨论,总有人以国人的道德水准还达不到公共场所禁烟的要求,来为众多违法者辩护。这种看似对“法不责众”的妥协和无奈,实则是职能部门缺乏执法的决心。除此之外,是烟草巨大的利润空间让他们不想为,而不是不能为。
  类似于在公共场所吸烟这样的不文明行为,完全应该入法。道德和法律并非完全隔绝的两个领域。道德是法律的基础,而法律是底线的道德,是道德规范的制度化实践。我们现在还不能强令禁止所有人都不得吸烟,但在公共场所吸烟,妨碍了他人的自由,损害了他人的健康,城市管理者理应对此进行限定。换言之,自己不抽烟,是更高层次的道德。作为个体,可以不遵守,法律也不应干预。但不让其他人被动吸烟,是底线的道德,所有人都应做到。
  我非常反感有人动辄以国人违法太过普遍,以及整体道德水准低下为由,拒绝接受对不文明行为的执法。这实则是对国人的贬低,是对制度缺陷和执法无能的掩盖。为什么很多国人在国内恣意违法违规,到了国外就老老实实,规规矩矩?不是因为他们的道德在到达国外的瞬间就得到了大幅提升,而是因为制度环境、执法环境使然。由此反思国内,我们缺的其实首先不是道德,而是完善的制度和有效的执法。当然,对哪些城市不文明行为需要辅以罚则,哪些不文明行为应以劝诫为主,这需要更多的辩论和博弈。既要推动对不文明行为的日常执法,又要防止“以罚代管”。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其初衷是值得肯定的。通过开门立法来讨论对城市不文明行为的法制规范,也有助于防止以往多见的部门“执罚经济”,确保立法的公平与科学。
  将辅助手段的罚款当成执法唯一,不管披上什么外衣,其背后都是“以罚代管”、“罚款经济”的幽灵在作怪。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类似“超速执法”、“钓鱼执法”等引起民意沸反的“罚款经济”,在交通安全、工商管理、社会治安、计划生育、房屋拆迁等多个公共领域出现,最终均被一一打回了原形。虽不清楚《实施办法》结局如何,但既然尚处于立法审议阶段,至少还留有期待。

  无论是四川省政府的《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办法》的修改,或是有可能成为全国首部市民行为规范法规的条例《深圳经济特区市民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这些将“以罚代管”的行政执法手段无疑证明政府行政执法的无能。(记者 梁培俊

 

  编辑:梁警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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