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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电视台（记者
梁培俊）
近日，为讨回3200元工资的河北农民工刘德军，竟喝下剧毒农药致死事件，当地政府对此事已经做出处理。1月29日晚9时许，在医院里挺了13天的“讨薪服毒”农民工刘德军心脏停止了跳动。
春节前夕，来自河北兴隆县榆树沟村农民刘德军，为了讨回被拖欠的部分工资，在被老板拒绝的情况下，当场喝下剧毒农药自杀。在刘德军“讨薪服毒”事件发生足足12天后，在有关媒体报道的压力下，1月28日玉田县才就这个事件召开了一个协调会，说要“不惜代价挽救伤者生命”。
遗憾的是，刘德军根本来不及享受到这个“不惜代价”的“待遇”，1月29日就不幸离世。令人寒心的是，直到刘德军咽气时的1月29日，经玉田县大安镇垫资160元，加上老板拿出的3040元，凑起的3200元钱才勉强交到了刘德军的妹妹刘莉的手里。
看了以上报道，笔者也颇感寒心。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农民工刘德军“讨薪服毒”，“以命讨薪”，本不该走这条路。但透过刘德军事件，也再次反映出农民工讨薪的艰难和无奈。农民工用自己的性命为代价，用这种极端的方式讨薪，却绕开合法、合理的渠道，这种现象本身就说明，正常讨薪要么成本太高，要么渠道不畅，从而失去部分农民工的信任。
事实也正如此。农民工为了讨薪，假如要上法庭打官司，即使讨得回来，也要付出不菲的人力财力，有时甚至是得不偿失。据北京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调查，一个农民工为了索要不足1000元的工资，完成所有程序，除政府成本和法律援助成本外，农民工维权需要直接支付至少920元的各种花费，花费时间至少11～21天；折合误工损失550元至1050元。
难怪，当问及农民工们讨薪为何不采取诉讼途径解决时，回答都是一样的：“时间拖得久，程序复杂，花费巨大”。在这种心理的影响下，这些权利受到侵害的农民工，似乎更倾向于借助其他手段，甚至于用极端手段来解决就不足为怪了。
从法治角度看，农民工“讨薪服毒”，“以命讨薪”，使法律很尴尬，因为它折射出来的是正常讨薪成本太高或渠道不畅，说明法治生态受“污染”，执法手段很“疲软”。目前欠薪事件不断发生，表面上看是相关法律不够“坚挺”，可根子则是执法手段刚性不足。《劳动法》对用人单位的违约处罚条款非常具体，也颇有力度，法院对拒不执行判决的债务人有权强制执行，执法部门如果能够严格依法办事，拿出“杀气”，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是有保障的。
遗憾的是，我们很少看到对欠薪企业采取法律强制措施，一些地方执法天平总是偏向于企业，对农民工的保护明显不够。笔者以为，解决欠薪最关键的是严肃执法，对违反劳动法律法规、尤其拒不执行劳动法律法规者，要实行最严厉的处罚，让其“输不起”。
还有，一些地方政府行政救济乏力，相关职能部门不作为。本来，行政体系内，有劳动部门、工会组织，他们拿着纳税人的工资，职责就是维持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如果他们都担当起各自的职责，为农民工撑腰、维权，许多欠薪问题就可以通过行政手段加以解决，而不必再进入司法程序，浪费农民工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增加他们的痛苦指数，同时也浪费宝贵的司法资源。
农民工讨薪难，也让我们看到了农民工在参与社会经济活动过程中的弱势地位，以及他们为了得到原本天经地义的劳动所得而不得不走极端的现状。其也足以窥见我们的经济运行环境距离真正的市场经济有多远。反过来，也可以预见农民工欠薪问题的解决之路有多长。
因此，只有尽快出台保护农民工权益的专门法律法规，尽快研究制定专门的农民工权益保障法，从制度上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建立一种长效的机制，并使制度的健全、法律的约束能够真正到位，让“不敢欠薪”、“欠不起薪”成为经济法则，到那时，农民工才无需自己用各种极端的方式去讨薪，使他们在获取劳动报酬过程中多一些欣慰指数，少一些痛苦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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